近接编辑部电话，说“阳光周末”版为庆祝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开辟了一个栏目介绍雪域文化名人，因派不出记者来成都对我进行专访,希望我就地找一位特约记者。当然令人高兴，却很费踌躇。内地文墨人比比皆是，熟人也不少，但怎么开得了口？“某某，拜托到寒舍来访问一回，给我写篇的佳作吧。”———那场面一定很滑稽。继而又想，本人不就是记者吗？与其舍近求远，不如让我们“哥俩”坐在镜子前进行一次零距离的。
答：我1960年进藏，先后在西藏人民、自治区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西藏公务。当过记者、编辑、作家，还从事过文艺和新闻的组织工作，发表了数百万字的新闻、通讯、小说、诗歌、剧本和评论文章，笔耕不辍。也算一个“文化人”吧。但要说“名人”却有些。有段时间，报刊在我的名字前加了一个“西藏著名文艺评论家”的修饰词，我也没有出面“”，把它理解为对我的鼓励和期望。细细回想，四十年写了那么多新闻和文学作品，都不能列入名人范畴，仅仅在文艺评论方面做了一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要进入采访的主题，我们不妨围绕文艺评论聊聊。
答：不是我报名要去，是组织分配，却又是我乐于服从的。当时西藏刚刚封建农奴制度，开始轰轰烈烈的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到那里去施展是很荣幸的事情。而且想象中的西藏很美，很有诗意，与“苦”毫不相干。我是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云南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风光秀丽，具有绚丽多彩的文化底蕴，真是一个民族一个天地，令荡神怡。大学期间参加过傣族民间文学的调查和整理工作，地阅读了许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诗歌、小说，其中不乏反映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生活的文学作品，诸如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杨星火的《波梦达娃》、《叫我们怎么不歌唱》、白桦的长篇叙事诗《鹰群》、江钺创作的歌剧《草原之歌》、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仓央加措的情诗。头脑中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神奇、美丽，人民善良、聪慧，豪放而又温情，是一个诗情画意的所在。说实话，踏上大西北西藏的上，我既感受到了边疆的贫困和荒凉，更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美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就没有想到要找个借口回来。
答牶既想，又不敢想。记得刚到西藏，骑自行车去纳金乡采访一个互助组长，谈到当年粮食大丰收，顺口溜出了一句谚语牶“了农奴的锁链，我们就像雄鹰展开了翅膀。”越回味越激动，晚上情不自禁写了一首小诗，《西藏日报》发表了，还寄来三元稿费。不料在共青团支部的组织生活会上，我竟因“名利思想”“个人主义”受到严肃。从此一切创作，把稿以外的写作视为非组织行为。1963年接到中国新闻社发来的一封电报，约我给海外华文报馆写一篇《访修缮后的布达拉宫》，肯定既有名又有利。我诚惶诚恐地转交给了阎乃一台长，表明我的清白。阎乃一是一位正直而又的领导，委婉说，我们总的目标是宣传西藏，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能利用西藏记者的优势给撰写是好事。他知道我酷爱文学，还引用了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一句名言牶“记者是作家的学校”，似乎在给团支部的“”。我终于从“个人主义”的中解放出来，于是有了后来的散文集《西藏游记》，有了大型话剧《冈底斯英雄》。虽然与作家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我已经领略到西藏及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给我的，对常年颠簸的记者生涯无怨无悔，吃的苦头越多行囊越饱满，为我取用不尽的财富。“我爱西藏”不再是一句空头的口号，与我的情感和事业交融在一起了。
答牶仍然只能“想”。1969年得知自治区文联正在筹备中，我抓紧三个月休假的空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贵族三兄弟》，希望把它作为我调进文联的“敲门砖”。“门”总算敲开了。希望尽快把小说修改出来，圆我多年的作家梦。但张耀明——一位我十分的领导——却把我送去的小说稿推到一边，告诉我说，目前不能给你时间修改小说，你去《西藏文艺》把文艺评论抓起来。“一切党安排”已经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人生信条。当时的评论文章尚在极“左”的惯性下亦步亦趋，翻阅大批来稿，判决式的语言居多，文艺理论的色彩薄弱牷直观感受的描绘居多，对作品及其人物分析的文字欠缺。我不得不重温大学的文艺理论知识，调动多年文艺采访的积累，对这些文字进行大幅度删改，并自己动手撰写评论文章，走出了我文艺评论生涯的第一步。接着，中央决定年底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西藏各文艺门类的代表团都准备了一篇发言稿。张耀明告诉我说，你是搞文艺理论的“行家”，尽快把它们修改出来，从文艺思想的高度总结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文艺工作，把我们西藏文艺工作的水平和成绩表现出来。于是我更忙得不可开交，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等，与草拟者反复研究修改，熬更地干了四个多月。开会回来，紧接着是筹备西藏自治区首次文代会的召开，例行的《工作报告》是少不了的。虽然西藏过去根本没有文联，严格说无工作可以“报告”，但好像没有《工作报告》又开不了会。谁来写？研究来研究去，我便成了写文艺工作总结的“行家里手”，似乎已非我莫属。报告草拟使我了学术思想上一次最大的，逼使我翻阅了西藏和平解放二十年来的大量文艺作品，加上我文艺采访的积累，查阅自治区党委（包括原西藏工委牘有关文艺工作的，对漫长的新文艺工作予以宏观的描绘和总结。反复讨论、增删、修改，最后送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李文珊审定稿，已是文代会开幕的前夜。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李部长在我列举的代表作家名单中增添了“李佳俊”三个字，我诚惶诚恐地解释说牶我调到文联只发表了几篇评论，不敢与汪承栋、叶玉林、益希单增这些名作家并列，他回答说，物以稀为贵嘛，《工作报告》就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是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我携带着这份《工作报告》走进首届文代会的庄严会场，心情轻松多了。两度称张耀明是“赶着鸭子上架”。不料“鸭子”上架以后，视野骤然变得开阔了，有关西藏文艺的过去和未来已经了然于胸———是说我当时的认识。为了迎接高原文艺事业新的飞跃，我深深感到文艺评论急待加强，有那么多工作需要尽快去做。此时此刻，《贵族三兄弟》的修改已经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答牶个人力量是渺小的，一但把个人的精力和智慧融入到党的整体事业中去，你的才华就能发挥到极至。地球只能围绕太阳旋转，个人也只能在地球特定的上跟着地球自转，谁想改变这铁定的运行轨迹，谁就会一事无成。个人兴趣有时会与社会的需要错位，更何况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是同一只鸟的两个翅膀，我不过从右翅迁移到左翅，不需要另起炉灶，还是很乐意的。我有一个经验牶干一行就爱一行，爱一行就钻一行。只要钻进去了，就不会虚度光阴。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个名叫维娜的女记者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将我的“经验”称为“糨糊”，虽然有点奴性的味道，我默认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就是那样走过来的，无怨无悔。
“”，西藏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迎来了高原文艺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老作家汪承栋、恰白·次旦平措、叶玉林、萧蒂岩重挥巨笔，又涌现出益西单增、扎西达娃、拉巴平措、马丽华、班觉、魏志远、吴雨初、杨从彪等中青年作家和诗人，特别是大批藏族作家的作，给西藏乃至全国文坛带来崭新的气息。作为编辑，我正处于新时期文学创作旋涡的中心，成天都无比高兴和激动。为适应文学发展的可喜势头，文联成立了文艺评论会，我负责西藏文艺评论的组织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作家、作品，发动大家都来品头论足，撰写评论文章。当然以我写的评论最多，充分肯定青年作家思想艺术上大胆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带有歌功的味道，尽管有的作品还相当稚嫩。因为太兴奋呀，刚刚从“”文艺的极“左”中出来，我可不忍心因作家创作的细微失误就“一”，让人失去了创作的勇气。记得志愿进藏的女作家龚巧明在《西藏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他，留在了这片土壤中》，满腔热情农学家卢耀曾献身西藏农业发展的感人事迹，就遭受到三位新闻工作者文章的打伐，尽管这篇打伐文有些来头，我却越读越难以，怎么可以用判决的方式对待一个青年作家的热情探索呢？冷静思考了一个多月，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撰写了同等篇幅的评论《树立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美学、生活、历史和创作个性等角度与那篇打伐文章开展了一场辩论，充分肯定作品的认识价值、教育意义和艺术成就，虽然也存在着细节处理上的某些缺陷。不久我去内地开会过成都，正休假的龚巧明一定要请我去家里吃饭，一再感谢我的评论鼓起了她重返高原的勇气，高兴得流泪了。我说，我更要感谢你，是你的一席话鼓起了我把评论写作深化下去的勇气。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回拉萨后在去林芝采访途中不幸翻车遇难，实在令人叹惋。
答：“与时俱进”是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只是直观的感到评论必须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而发展，不断更新文艺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写作基本沿袭了现实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是我所接受的文艺理论教育的主体。用这种传统文艺观念来审视和剖析初期西藏作家的作品，显得得心应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西藏文坛越来越活跃，先是出现“雪野诗”，宣言“用心灵的烈火，炼出生活的真善美”，已经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紧接着是以扎西达娃为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更显得扑朔迷离，传统文艺观念的人就无法欣赏，甚至。但是你并不能它的存在，而且还发展迅猛，全国文坛，在各民族读者中产生积极反响。作为西藏文艺工作者，我为这批敢于闯荡的青年作家感到骄傲，我去反复阅读，细细品味，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西藏特殊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教文化在人们心灵上的长期积淀中去寻找它们产生的根源，感到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藏新小说和“雪野诗”并非“洪水猛兽”，而是给西藏乃至全国文学创作领域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给百花齐放的文坛注入了鲜活的血液，理应与现实主义文学共存，是值得庆贺的。1990年发表的论文《从高原世界》记录了我文艺观念上一次重大变革，对西藏文学广阔发展道的思考和认知，从而拉近了与青年作家的距离。人们常常议论“代沟”，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包括文学创作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但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年人终究要代替老年人，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一条不可更异的历史规律。我时刻告戒自己，要搞文艺评论就要不断更新观念，切莫以个人的陈见阻碍了文学事业的发展。
问：我发现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特别在九十年代以后，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越来越少了，大都是一些综合性的论述和西藏文学发展的宏观研究。
答：是的，我对那以后涌现的青年作家欠了一笔债务，至今不已，主要原因是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正当我在编辑岗位上思绪潮涌，评论灵感喷发的时候，区党委宣传部要调我去文艺处当“官”，我生就不是当“官”的料，听到消息立即给每位部长送去一封，一一，请求把我留在文联，没有半点的成分。文联领导才旦卓玛和张耀明也很支持，几次去区党委宣传部代我求情。但没有成功，任命还是下来了。巧逢《西藏文艺》主编叶玉林、副主编秦文玉都有大部头小说出版，要去做最后的修改，我就以代理主管的名义赖在文联不走。“赖”了大概一年，部长指令我回区党委宣传部参加整党，文艺处一个干事悄悄告诉我部长发脾气了，我惟恐在整党中受到纪律处分，不得不去党委宣传部报到。那里会议多文件多，写评论文章自然少了，但也受到另一番，能较及时地了解到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文艺政策，学会宏观地观察西藏文艺活动，在是非的社会面前拿出自己的主见，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文艺发展的设想，以供领导参考。客观上于我的文艺评论写作和宏观研究大有裨益，你看，我的“糨糊”又发挥了作用。
作为西藏当代文学宏观研究的延伸，我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共性进行了一番探索，提出了三个感觉是具有创见的学术思想，得到国内很多学者的赞同。一，提出建立我国边疆民族文化圈———中国“C”字文化圈的构想。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居住在我国北方、、南方的边境地区，形成一个大写的“C”字，存在和活跃着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不同，古老、封闭，口头文学和自娱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边疆民族文化圈，在西部大开发中，就有共同的文化优势，也存在共同的难题，应该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二，藏族地区牗包括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牘文学的根本任务在通过民族生活的真实描绘多侧面、立体、生动地塑造当代藏族人民的形象。评价作品的成败得失，就是要看它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热情、深刻地塑造出特定历史时代鲜活的民族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及其建设幸福生活的斗争。三，边疆民族地区文学的希望在建立一支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作家队伍。本民族作家深厚的生活根底和传统文化造就了他们得天独厚的创作优势，而外来作家特别是汉族作家的参与则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学观念更新不可或缺的促进剂。
答：工作期间我一直克制自己的创作。但人是一种矛盾的动物，内心冲突总是免不了的。搞评论读的作品多，看到别人写得那么动人，联想自己在藏四十年，生活体验别有一番滋味，酸甜苦辣都尝过，就禁不住心痒手痒，小说、话剧和大部分报告文学都是利用休假的空隙写出来的。西藏工作好，每次休假长达三、五个月，不写点什么就闲得发慌，是真资格的业余作家，思想艺术质量都没法与益希单增、扎西达娃那些名作家比。姑且这样宽慰自己：我本来就志在评论，写点小说、剧本不过是增加点体验，剖析他们的作品才不会说外行话。你看茅盾《灯下漫记》写得多好，对青年作家小说的评论入木三分，可惜我望尘莫及。
答：回顾过去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过了花甲，我反倒“惑”起来了。纵观的作家经历，我固执地认为作家有三段程牶年轻时写诗，诗情澎湃；中年写小说，社会人情烂熟在胸牷老年搞评论，冷静分析生活和作品。我在当写小说的年龄去搞评论，痦子的位置与命运图到该搞评论的年龄又远离文学的创作，更无法与作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只能写一些隔靴搔痒的篇什，评论文章越来越少了。如果能再回到二十岁的年纪，我可能选择另一种活法，干另一种行当。因为时代变了，时髦的是自主择业，实现个人价值，我一度自鸣得意的“糨糊”已失去意义。而今除了文学评论，我没有其他兴趣，知识和生活的积累造就了我的今天。有朋友劝告我，退休后无牵无挂，可以放心转向创作了。我在考虑，赐我以当年的智慧和精力。
李佳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人，1938 年生，1956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60年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到西藏人民任编辑、记者，在完成本职编采任务的同时，应中国新闻社特邀为海外华文报刊撰写西藏名山大川和访问记，结集出版散文集《西藏游记》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牘，后荣获西藏自治区文学创作一等；应阿里军分区的委托创作了大型线年由西藏自治区线年李佳俊调离，参与筹建西藏自治区文联，任《西藏文艺》评论组组长，同时负责西藏文艺评论会的组织工作；1989年调回西藏文联，任西藏文联期刊部及《西藏文学》主编、西藏作家协会副和西藏文学研究会会长。在西藏当代作家群中，搞文学评论并作为终身职业的不多，李佳俊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评论笔触涉及到50多年来西藏大部分有成就的作家和作品，为我们勾勒出西藏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轨迹及其坎坷的发展道，热情鼓励青年作家奋勇开拓，受到藏汉作家的尊重，被报刊称为“西藏著名文艺评论家”。李佳俊是评论一翼的带头人。这期间他通过起草《工作报告》回顾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文艺创作的巨大成就的坎坷历程，加深了自己对民族地区文艺创作的认识，增进了对评论工作的兴趣，从此一发而不可，20年间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民族的形象》、揭开高原民族的奥秘》，先后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颁发的“优秀著作”和西藏自治区颁发的“珠穆朗玛文艺金”。2001年发表的《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高原文艺》荣获中国文联的文艺评论。
赋予西藏文艺蓬勃生机，激发了李佳俊投身评论工作的满腔热情，论文《从高原世界》、《写界屋脊上的壮丽画卷》，通过益希单增、阿来、扎西达娃、央珍、扎西班典的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发现作家生活经历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带来对外来文化不同的取舍，造就了作品不同的审美视角和艺术表现手法，却都扎根于高原生活的沃土，是值得庆贺的文坛喜事。纵向研究极大的深化了李佳俊的评论品位。
李佳俊的评论主体是西藏当代文学，但是偶尔也写过藏族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他对十八世纪的著名作家策仁旺杰的长篇小说《旋努达美》、仓央加措的情诗、《诺桑王子》的起源和发展、民间寓言《猴鸟的故事》等作品的研究都引起全国学术界的重视。李佳俊在《西藏文学》1984年第1期写的首诗《山姑娘》，形象地表达了他对西藏这个边疆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主流的理解，他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边疆民族文化圈牗C字文化圈牘的构想等。
李佳俊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客座教授，先后被评定聘为二级作家，高级编辑。结集出版和发表的主要著作还有散文集《在雪原上》（民族出版社，1995年）、文艺评论集《文学，民族的形象》（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文艺评论集《探索高原民族的奥秘》（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大型线年收入《西藏戏剧选》一书）、大型话剧《雅隆之恋》（发表在《西藏文学》1996年第三期）。两次荣获西藏自治区颁发的珠穆朗玛文艺金，三次荣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著作”，还先后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中国文联、中国记协和《民族文学》颁发的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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