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在废墟上的“”——中国国际救援队 的故事

　　今年5月29日，印尼大地震后第3天，一支由搜救队员、医护人员和地震专家组成的44人中国国际救援队就从出发，赶赴灾区开展救援行动。此次救援行动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成立5年来，继对阿尔及利亚地震、伊朗地震、印尼海啸和巴基斯坦大地震实施国际救援以后，第5次参与国际救援行动。

　　中国国际救援队成立于2001年4月27日，经过几年的建设，救援队已经成为一支拥有222名队员、8大类360多种23400余件（套）装备、20余台车辆、20余只搜索犬的“一专多能、专兼结合、平战结合”的专业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成为符合联合国重型救援队标准的一支队伍。

　　2005年10月，巴基斯坦7.8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国际救援队迅即作出反应，于第一时间奔赴地震重灾区巴拉考特，成功营救了3名幸存者，先后医治伤员近3000名。在此次救援行动中，我救援队首次担任了国际救灾行动的协调人，为在巴拉考特地区成功开展国际救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际救援队是一支优秀的队伍，他们当中有能熟练操作各种高科技搜索仪器、为救助他人生命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不休息的职业搜救员，有埋头科研数十年的地震结构工程专家，也有从医多年仍在孜孜求学的医务工作者，还有整天泡在训练、为训练搜索犬而连家都不回的训犬员。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然而，正如中国国际救援队领队赵和平所说，由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人组合起来的队伍，其优点远大于队员们个体优点的简单之和。巴基斯坦内阁秘书拉希姆先生说，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功绩怎么感谢都是表达不尽的，中国国际救援队的事迹应该刻在金牌上，让它流传下去。

　　当前，国际救援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国家形象的一种展示，而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就是这种形象的承载者。正如灾区老百姓所说的那样，他们是降落在废墟上的“”。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些可爱的“”，看看他们怎样在废墟瓦砾写着自己瑰丽多彩的人生。

　　2005年10月10日凌晨，距巴基斯坦“10·8”大地震发生还不到48小时，在紧靠克什米尔的一个遭受重灾的山区里，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中国救援队伍就出现在满目疮痍的现场。这些身穿标有“CHINA”字样橘红色救援服的中国人，引起了巴基斯坦老百姓的欢呼。人们围着中国救援队，嘴里喊着“CHINA”，眼里闪着希望的。

　　中国救援队一到现场就展开了紧张有序的搜救工作。其中一位身材不高、看上去有点单薄，但敏捷、干练的队员尤其引人注意。他一会儿向当地老百姓询问着地震前周围商店、学校的大概方位；一会儿在倒塌的房屋前后仔细观察，并果断地指挥着队员操作各种搜救仪器进行探测、实施营救，他就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搜救组的组长王柄权。

　　谈起在巴基斯坦进行救援的情景，王柄权记忆犹新：“我们去的是距巴首都伊斯兰堡约160公里的一个重灾区，那是个峡谷样的地区。由于山体滑坡，把都封了，人往里进都很困难，车更进不去。我们只好边走边清，最后，终于将设备运了进去。当时地震刚过，余震不断，场面很乱。我们是第一个到达重灾区现场的救援队。”

　　现场的情景触目惊心：房屋倒塌非常严重，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建筑物了。灾民们都露宿街头，随处可见被人架着从山上往下走的人。送往医院的人不是包着头，就是架着胳膊或被人抬着。面对此情此景，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们二话不说，马上展开搜救，并迅速在灾区找了块平地，搭起了帐篷，建立起中国的救援，接待前来寻求救助的巴基斯坦灾民。

　　在地震发生后的头几天，被埋在废墟下的人还有被救生还的可能，如果时间太长就很了。王柄权他们深知此时“一刻千金”，顾不上一颠簸劳累，顾不上吃饭喝水，已经连续50个小时没有睡觉的队员们马上兵分三，在方圆七八公里的废墟上，带着搜救犬和最先进的仪器进行搜索。

　　房四川挖出50米大蟒蛇屋倒塌后的现场，一片狼藉，震灾前三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只有一米高，根本看不出原来哪里是商店，哪里是学校。时值10月，当地白天的温度高达30摄氏度，地震夺去了上万人的生命，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尸臭的气味，熏得狗都直打喷嚏。王柄权他们首先找当地人寻问地理，但这个镇上的部分都遇难了，找到的老百姓也大都是从外省市赶来打探亲友消息的人。他们只能告诉救援队学校或居民区的大概方位，王柄权他们再利用搜索犬和雷达、声波震动探测仪等仪器进行定位寻找，一发现某个地方可能还有幸存者就马上开始营救。

　　王柄权回忆说，由于中国救援队是最早到达重灾区的救援队，作为先来者，中国队一面开展自己的搜救、营救工作，一面还主动承担了协调后到的救援队的工作。由于当地军方也是头一次面对如此严重的突发灾难，除了帮助抬抬尸体外不知还要做什么。中国救援队就主动告诉他们如何秩序，如何给陆续到来的救援队分配救援区域，使救援工作变得均衡、有序，提高了营救速度。

　　在王柄权的记忆中，救援第一位幸存者时遇到的困难最大。那位妇女一家三口被压在一个倒塌的两层楼底下，丈夫和孩子已经死去。由于废墟里空间狭小，队员们必须先挖一个洞，把里面的东西一点一点掏出来。为防二次坍塌，还要一边掏，一边做支撑。因为里面有两个，而且尸体都已开始腐烂，血水流了一地，气味没法，人在里面最多呆5分钟就得出来，否则就要窒息了。空间狭小使得队员们只能轮流趴着跪着作业，身上全是血水。就是这样的“掏洞”工作，王柄权和他的战友们从下午4点钟一直干到深夜。

　　等把空间掏得差不多了，王柄权他们又发现原来想先把活着的妇女救出来的办法行不通，因为她死去的丈夫挡着她。搜救队员们只好先挪，但奇怪的是周围也没看到什么东西挡着，尸体却挪不动。王柄权把手伸到尸体上摸了又摸，才发现原来有一块木板从下往上扎进了丈夫的背部，尸体就像被“钉”在那里一样。令人的是，正是这位丈夫用他的双臂为妻子和孩子支撑起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才使躲在这个小空间里的妻子上身没被楼板压到，而她丈夫到死都保持着这个支撑的姿势。等把丈夫的尸体移出后，王柄权和队友们用气垫、垫木、扩张器等，一点一点把压在妇女腿上的楼板抬高了一寸多，最终把她抬了出来。此时，围观的上千名老百姓全都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

　　作为一名搜救队员，王柄权受过严格的训练，包括急救知识、搜救技能、装备器材的使用等，还有国际上的营救演练、技能考核、体能培训及心理上的训练。他从2001年中国国际救援队一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员，赴巴基斯坦已是他第4次参加国际救援行动了，也是中国救援队在国外救出人数最多的一次。在这次救援中，中国队还进行了灾难评估，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的高度赞扬。

　　王柄权回忆说：“我们在那里呆了不到一个星期，好多当地人都学会了用中文跟我们说‘你好’。离开的时候，镇上的人都围在上为我们送行，当地小孩们手里拿着我们送他们的小国旗、小国徽，特别高兴。”

　　在中国救援队进行搜救时，如果当地人在营救过程中遇到仪器设备出问题时，也都爱向中国人求助。因为他们知道，中国队有非常先进的各种仪器、设备。王柄权说：“我们带去了20多种先进的搜救设备和仪器，如扩张仪器、剪切仪器，还有破拆的、顶深的等，队员们基本上都会使用它们。我们队拥有的搜救车一台就价值500万元，什么工具都有，像蛇眼探测仪，是个像探头似的仪器，只要有一点空间就可以伸进废墟里。如果里面有人，外面的显示屏上就可显示出来。”

　　来自的王柄权，从小就非常喜欢体育，平时在训练之余，常爱打打篮球。他说，作为一名国际救援队，身体好是首要条件，他很为自己有一副好身板而自豪。在阿尔及利亚时，他曾连续50多个小时没睡觉，30多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同时还要紧张地工作。为了救援工作，四五十个小时不休息在他是家常便饭。他笑着说：“这些我都习惯了。”虽然说起来轻松，但每次回国后，他都要大睡一觉，一连好几天仍感觉特别疲劳。

　　作为搜救队员，要克服很多困难，面临很多，王柄权仍然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通过和国外救援队队员一起接受培训、演练等，既锻炼了体格，提高了技能，也开阔了眼界，对世界地理知识、风土人情、新鲜事物都有所了解，并建立了与他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中国国际救援队，王柄权从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

　　他深有感触地说：“干这项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爱心。我们是代表中国去救死扶伤、实施国际主义的。我们到达巴基斯坦灾区后，当地老百姓真把我们当做一样看待。营救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救出来以后是死是活，而且即使救出来是活的，以后能否活下去也并不知道。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事实上，真正能救出活人的情况常少见的。所以，救援队员的爱心是很重要的。”

　　他是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是中国地震局研究地震工程问题的专家，他的身影可能会出现在学术研讨会上，也可能出现在国际专业论坛上，这都不奇怪。然而，2005年10月，在巴基斯坦大地震发生刚过去48小时后，他就出现在当地重灾区的一个废墟底下。在而又空气混浊的狭小空间，他的出现给一位生命垂危、濒临崩溃的巴基斯坦妇女带来了巨大的生的希望。他就是中国国际救援队中的结构工程专家李小军。

　　可能有人不知道，大地震后，许多人被压在废墟底下，即使被营救人员发现了，也不是马上实施营救。由于塌落的房顶、梁柱、混凝土楼板、室内家具等破损物有可能只是虚搭在某处，一碰就会造成再次坍塌；还有的物体在营救过程中可能需要拆除，但没准它却是一个关键的支撑点，一旦失去就会造成幸存者或营救人员的伤亡。同时，还要考虑到在营救过程中随时会出现的人为扰动和余震发生引起的可能及应对措施等。凡此种种，都需要结构工程专家先进入废墟里面去实地观察。显然，第一个深入到废墟里面去的人，比后来具体实施营救的人员有着更大的。

　　作为中国国际救援队中的一名，李小军参加过多次地震灾害的救援工作，但像巴基斯坦去年那样的大地震他还是第一次遇到。那天，他们到达地震的重灾区后，马上着手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后，发现了一名幸存者。当时幸存者被压在一座两层楼底下，楼倒塌后只有一米多高，到处是散落的砖块、木板，人们只能先在钢筋混凝土楼板上打一个洞，才能匍匐着爬进去。李小军第一个爬进去后，借助帽子上电筒的光亮，他一眼看到的是一个男人，上身前倾、双手支撑在地。再靠近细瞧，他的脸已变黑，早死去了。在他双手支撑的一个小空间里，躺着一位妇女，就是她还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妇女身边还伸出一只小手，他仔细一看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死了。

　　看到有人进来，那妇女非常激动。李小军一边用话安慰她，一边继续搜索着现场还有没有其他幸存者，并仔细观察着废墟内狭小空间的结构支撑情况，同时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废墟中物体的拆卸与临时附加支撑的方案，以加大营救空间，使之不至于在营救时再次出现坍塌险情。他说：“作为第一个进入倒塌房屋里考察的结构工程专家，是不言而喻的。我既要尽量多看里面的情况、不遗漏任何现象，又不能在里面停留太久，因为随时都可能会有余震发生或人为扰动引起的，我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眼前捕捉到的景象记在脑子里，同时考虑出营救方法。”

　　出来后，李小军又把外面的情况仔细观察了一遍，发现这座楼的楼板是现浇的，虽然整个楼坍塌下来了，但楼板的整体性仍然较好，还能起到支撑的作用。他和队里有关人员商量了一个施救方案，初步确定了哪些地方不能动，哪些地方该加强支撑，哪些地方需要扩大空间等具体问题后，才开始施救。他说：“如果不了解清楚，在救援的过程中有的建筑物可能会继续坍塌，被救和救人的人都可能会受伤。”在救援队队员们长达个小时的努力下，终于救出了那位妇女。

　　作为结构工程专家，李小军他们除了要第一个进现场观察情况、确保救援过程中的安全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对最原始的灾情进行全面考察，将考察结果提交给当地，提出灾后恢复与重建及进一步预防今后灾害发生的，同时为工程抗震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他说，能为增进中国与受灾国家之间的友谊、为世界人民共同对付地震灾害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很值得自豪和高兴的。

　　圆圆的脸，文静的举止，说话细声细气，席梅外表就像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然而，2006年5月27日印尼地震第三天，她就和队友们一起踏上了赶赴灾区的行程，这已是她继去年参加巴基斯坦地震救援后第二次参与国际救援行动了。

　　在去年参与巴基斯坦地震救援时，她集妇产科和超声科大夫两职于一身。去之前，中国驻巴基斯坦大就多次打电话，提醒要多派女医生，因为该国是伊斯兰教的。作为一名女医生，又有着9年妇产科临床经验和超声科大夫的身份，席梅顺理成章地被领导选上了。

　　这是一位即将临盆的产妇，她住的地方离流动医院要走3小时的山。产妇的姐姐就是接生婆，但这位产妇在家生了半天也没有生出来，家人抬着她走了好几个小时的山把她送来。席梅她们把手术室改为临时产房为她接生，但因产妇宫缩乏力，总也生不下来，再加上语言不通，席梅又无法告诉产妇怎样与她配合。如果在国内还可以采取产，但巴基斯坦是不允许产的。产妇的姐姐看半天没生下来也急了，一个劲儿要闯进来，在产房外吵个不停。

　　此时席梅在里面忙得满头大汗，她把平时所学和9年多积累的临床经验，在脑子里飞快地过滤，思考着最好的办法帮她生产。从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6点，当席梅和同事们终于为产妇接生了一个6斤多重的健康男婴时，帐篷内外一片欢呼。当时正是重灾过后，中国救援队在瓦砾上成功地接生了一个婴儿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都很兴奋，仿佛看到了重建家园的希望。当地人对中国救援队也更信赖了，到中国流动医院求治的产妇越来越多。

　　一次，灾区有个妇女要生产了，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很大，晚上很冷，救援队的帐篷没有取暖设备，席梅和她的同事需要把产妇送到山的另一面一所较好的医院去。她们走的山七拐八弯，车又开得很快，席梅因晕车吐得厉害，一上仍始终为产妇把脉，生怕出意外。后来，同事向领导汇报时开玩笑说：“产妇没什么事，平安送到了，席梅却要‘生’了，吐得一塌糊涂。”

　　如今回想起在巴基斯坦经历的一切，席梅说：“那时候苦累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如果在国内遇到难题，还可以找专家会诊，但在国外没有专家，你就是专家，大家都看你的。再加上国内的设施齐备，血源什么都不缺，可在巴基斯坦却什么都没有。我想自己是代表中国去的，有一点失误都会造成国际影响，所以每天都自己：工作中千万不能出差错。”

　　虽然救援工作很苦、很累，但也有乐、有甜。席梅说，最大的快乐就来自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和诚挚感谢。

　　一天，席梅得知巴基斯坦有个超声科医生的孩子烫伤了，就给她找了一些治烫伤的药，让她先带回去给孩子用。这位巴基斯坦女医生非常，第二天做了两大盒手抓饭给中国救援队送过来。在地震刚过、食品物资还较匮乏的情况下，她能为中国队员送来这么丰盛的一顿饭，队员们都很。临走时，席梅把自己剩下的一些生活用品送给了她，没想到她马上把手上的金戒下来非要送给席梅，看席梅不收她急得都要哭了。这样真挚的情谊让席梅心里很震撼：“他们虽然贫穷，但却是那么。你只为他们做了一点小事，他们就会‘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浆’。我觉得这不在于东西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她的满怀真诚，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在即将踏上回国的旅途时，席梅忽然舍不得离开这个满目疮痍的小镇。回想在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她说：“参加国际救援行动，固然大大提高了我的业务能力，但那只是表明在工作中我了一次次技术上、专业上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带给我心灵上的洗礼。在巴基斯坦，我看到灾民们很艰苦，但他们还是那么乐观、那么坚强、那么真诚地生活着。我感到，即使今后再遇到什么烦恼或不顺心的事，也都能看开了。我们国家现在的工作、生活条件这么好，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

　　“喂，是开拓吗？我过几天就回去了，你可要乖啊！要听话，不许不吃饭，把自己饿瘦了我可不答应！”电话那边，传来程金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和家里孩子说话的口吻。电话这边，接电话的既不是小孩也不是，而是一只6岁大的英国拉布拉多犬。只见它把耳朵紧贴在听筒上，一听到程金的声音，原来烦躁不安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安静了。

　　24岁的程金是中国国际救援队中专门训练搜索犬的训犬员，他和他的搜索犬开拓之间，像这样“打电话”已不只一次。

　　利用搜索犬执行救援任务在我国还是首创。在此以前，我国的搜索犬只是用来进行侦察、海关查毒等目的，如警犬、缉毒犬等。世界上利用犬来进行救援较早的国家有、等，所用犬种多是常见的牧羊犬和英国拉布拉多犬等，这些犬种对人类没有性，很友善，这是它们成为搜索犬的最基本条件。

　　平常的日子里，程金和其他训犬员每人各负责一条犬，他们和犬一天到晚在一起，训练、生活、执行任务形影不离。训练场是一个很大的模拟废墟区，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石板、砖头瓦砾等。训练时，一些助训员躺在废墟底下，身上盖有很多破楼板、渣土、杂物等，从外面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训犬员指挥犬通过气味把他们找出来。

　　程金说，犬的嗅觉特别灵敏。在训练中，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分化”，就是专门训练犬分辨差异特别微小的气味。在2003年阿尔及利亚地震的搜救过程中，搜救队里曾有一条犬“无意间”救出了一个男孩。当时队员们带着它过某个灾区，它忽然停在那里不走了，对着一个地方一个劲儿地吠叫。那是一座倒塌的四层楼房，倒塌后现场是一堆瓦砾废墟，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队员们看到搜索犬的表现，判断那底下肯定还有幸存者，于是告诉当地人实施营救，结果救出一个8岁的小男孩，还活着。

　　说起犬的神奇本事，程金如数家珍。他说对于犬来说，哪怕在废墟底下的那个人已受重伤或昏过去了，它仍可以从浓重的尸臭味中分辨出来。他说：“我们搜救就是充分利用犬的这一特长。搜救时，如果犬冲某一个地方吠，我们就知道那底下还有活人，如果我们看到犬停下来不走了，还用爪子刨土，我们就可以肯定，这里面一定有人，但已死了，就不需要再展开营救了，而是告诉当地老百姓自己去挖。巴基斯坦有个习俗，地震中罹难的尸体也要挖出来重新安葬。在去年救援巴基斯坦行动中，我们利用搜救犬，帮助当地居民找出了100多具尸体。”

　　程金看上去挺腼腆，不太爱说话，但一说起他的爱犬开拓来，眼神里放光，透着掩不住的爱意。他说做训犬员4年多来，感觉自己的性格都变得更开朗了、外向了。平时除了训练，他跟犬在一起很快乐，尤其是搜救成功时，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搜救队的每条犬都有一个小房间，里面还有床。每天早上，程金刚一走近犬舍附近，开拓还没有看到他，一听到他的脚步就开始“欢呼雀跃”。搜救队的王队长说，程金和开拓的感情之深外人可能体会不到。有时开拓病了，程金就会一晚上一晚上陪着它不睡觉，像照顾自己亲人一样照看着它。不仅程金这样，在搜救队里，所有的训犬员都这样。

　　加入中国国际救援队这几年来，若问程金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他会告诉你：“最大的挑战来自心理的压力。”没入队之前，程金从未见过，第一次到灾区现场时，看到处处都是遇难者的尸体，给程金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刚开始时晚上都睡不着觉。针对这种现象，救援队给队员们开了专门的心理训练课，不仅讲理论，而且对他们进行各种实地训练，包括到太平间里接触尸体。慢慢地，队员们增强了心理承受力，适应了各种不同的工作。程金说：“干这个职业，必须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坚强的神经，否则你干不了。”

　　虽然程金不谈，但他说起自己的责任来，却掷地有声，朴素的话语中满含真挚：“当了中国国际救援队的训犬员后，我觉得自己的责任特别重大。因为我们出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只要一看到灾民，就想到我是代表中国来帮助他们的，感就油然而生。虽然我的工作是和尸体打交道，但这正是为了更多人的生命，我感觉很光荣。”带着这种强烈的荣誉感，2006年5月29日，程金又和他的爱犬开拓一起，奔赴印尼地震灾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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